尽管上述两种观点尖锐对立，从法理或法律规定上，一方很难完全驳倒另一方，但笔者认为，在办理离婚案件中涉及套房处理时，不仅要考虑法律规定，而且要考虑社会情理，才能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具体而言，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：

    一是原则上对套间不得采取简单分割法。这是避免离异夫妻产生新的矛盾的客观需要。如果离异双方只有一套套房，对房屋如何处置又不能协商达成协议，应综合双方经济条件、劳动能力和子女利益予以处理，原则上将房屋处理给离异中的一方，获得房屋一方给予对方相应补偿。在双方经济条件和劳动能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，如果子女未成年，套房应优先处理给随子女生活一方，获得房屋一方补偿对方相应的评估价；如果无子女或子女已成年，可采取竞价的方法，获得房屋的一方支付竞价款给对方。在双方经济条件和劳动能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，原则上应将房屋处理给购房能力较弱的一方，弱势一方可采取分期付款方式给付对方相应的评估价，或用其他财产补偿对方。

    二是充分发挥诉调对接功能预防产生新矛盾或矛盾激化。实践表明，单一的纠纷解决手段已无法满足处理社会矛盾的需要，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、定纷止争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，对于离婚等矛盾容易激化的，当事人抵触情绪较大的案件，注意吸收民间调解力量协助化解纠纷，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特定情况下，套房分割中，如果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，约定房屋归一方所有，另一方在其内居住一定期限（1-3年）或居住至再婚时止的，法院应予允许；如果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，约定离异后房屋仍归双方共有，待出现拆迁等情形再行按比例分割补偿款，同时对双方分开居住或在原房内共居一定期限作出合理约定的，法院亦应允许。上述特定情形下，双方当事人存在矛盾引发的潜在因素，人民法院应注意发挥诉调对接的积极作用。一方面，法院做好定期回访工作；另一方面，要与基层人民调解加强沟通，甚至发出司法建议，请他们经常性做好工作，弥补法院时间、空间上缺位性、非持续性不足。

    三是发挥救助机制作用弥补司法能力之不足。大家知道，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，具有中立性、被动性、技术性、程序性等特征。对司法能力发生制约作用的首先是司法权的被动性，司法的功能是解决纠纷，没有纠纷司法不能自动和自主进行，无纠纷即无司法；即使有纠纷，当事人不提交法院，司法权仍然不能主动干预。因而，司法权有其天然限度和边界，它不足以解决社会一切矛盾，甚至有些矛盾司法权根本无力涉足。但近年来审判研究和实践也表明，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并不是完全的消极被动，可以借助外力发挥一定的司法能动作用。如法院在构建和谐信访机制过程中，很多时候就必须借助政府力量解决涉诉信访问题。在套房分割中，极少数情况下，双方经济能力都很弱，如果将房屋处理给一方，另一方根本无力补偿，一旦法院将房屋强行判决给其中一方，另一方的补偿款不能履行或执行到位时，很容易形成新的涉诉信访。此种情形下，法院只得采取拍卖套房分割房款的下策。分割房款后，双方当事人都存在需要另行购房或租房，而分割房款不足支付新房款或不足长期支付租金的问题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法院应充分加强沟通和联系，帮助当事人通过经济适用房、廉租房、执行救助等社会救助机制，解决面临的困境。

    四是通过司法解释尽快统一套房处理问题。当前，反对套房分割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“一物一权”理论。尽管“一物一权”原则，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，我国物权法研究界亦不否认，但我国物权法并没有条文从正面明文规定“一物一权”。如果要谈体现“一物一权”原则的法律条款，笔者认为主要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二条第三款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。这此条款的主要内容为：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；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，依法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；所有权人有权在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，用益物权人、担保物权人行使权利，不得损害所有权人的权益。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，作为基本法的物权法只能作原则性规定，不可能对套间是否为可分物作出具体规定，因而，套间能否分割并没有明文规定。即便从“一物一权”理论出发，亦不能直接推导出明确的答案。正是因为这些争议的存在，各地法院对套房处理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。基本法具有原则性和不可随意修正性，短期内试图通过修正基本法解决显然不现实。为避免同案不同判，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司法解释解决问题，这是当前保证审判尺度统一的必由之路。